立法是宪法实施的一个主要方式，但法律服膺宪法是宪法至上的基本逻辑结论。

2017年6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了全面提升城乡社区治理法治化、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和组织化程度，促进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和具体要求，为社区应急治理指明了方向。大数据时代，隐私权中的私密性信息具有经济价值，但僵化地理解隐私权并进行一刀切的保护难以适应社区应急治理要求。

当然，居民自发自觉提供的信息泄露与隐私侵权线索不能取代政府部门和基层组织在应急治理中的隐私保护职责，但对于抑制信息泄露及隐私权侵害的消极后果具有正面作用，有助于将侵权行为及其损害后果最小化。在社区应急治理中，隐私信息具有明显的私权利属性，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公共利益属性，其获取和分析能够帮助社区有效应对突发事件以便为居民提供公共安全管理与服务，是社区应急治理实现智能化和精细化的重要资源。健全的规制信息采集与使用的程序规范有助于社区应急治理在较好的氛围中开展，对社区应急治理工作者的实务操作发挥指导作用，使社区工作人员树立合法采集和有效保护居民隐私的法治思维，减少和纠正使用居民信息程序不当导致的侵权现象，营造良好的社区应急治理环境，增强社区工作者采集和使用居民信息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化解居民隐私顾虑。当居民信息被泄露或发生侵害隐私权等情形时居民本人往往不知情，以致当居民知道侵权事实时，侵权后果已难以控制，导致居民的隐私空间和安宁生活被侵扰。现代传感设备的引入构成了社区内部的大数据综合感知系统，智能传感设备能够深入到社区居民家庭，在居民不知情的情况下获取居民的衣食住行等信息。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5年度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学科共建）项目网络隐私顾虑的影响因素及法律解决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GD15XFX15。但目前大多数社区在运用智能传感设备获取信息之前缺乏对居民的合理解释并做好沟通工作。所谓事后审查，是指每部环境法律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有违反宪法规范的情形，就应该启动合宪性审查，如果确有宪法瑕疵，即终止、修改某条款，从而使得环境法体系在整体实施过程中，也得到合宪性控制。

其四，宪法为环境法典的制定提供新的目标功能。15 其一，对环境法体系的合宪性审查首先依据宪法指导思想。法学理论上普遍认为，在一个国家的法律关系秩序中，宪法是最高的上位法。国家规划教科书认为，宪法规范的最高性意指在现存法律关系中，宪法规范的地位和效力高于其他法律规范，从而能够约束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的活动。

三、环境法体系合宪性审查的焦点 如果说环境法体系合宪性审查的必要性、概念、标准与手段构成了环境法体系合宪性审查的原理部分，那么依据前文的标准与手段，对环境法体系合宪性审查进行聚焦，以及通过合宪性审查，实现环境法体系的发展，则构成了环境法体系合宪性审查的运行机制。以上三者均是围绕环境本身展开，而环境也好，生态也好，均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建设这个通过2018年修改在宪法中予以明确的国家发展大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坚持系统观念的发展原则，所以从系统论的角度看，暂且抛开生态与政治、文化的关系，至少生态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是非常突出的，因此现有的环境法体系中只讲环境保护，而没有突出绿色发展是有问题的。

二是，宪法环境国家的价值宣示与规范秩序以环境法体系的形式进一步延展，填充宪法的制度留白。以上三条非常典型地体现了在《环境保护法》中生态和环境尽管出现在同一条，但分开规定的三种情形，即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并列被作为立法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等主要属于环境保护法。所谓污染防治法，是指针对各类型污染防治为核心内容的法律。

条款层面的合宪性审查，主要是指环境法体系中的条款要合乎宪法，当然事实上无法也没有必要对全部条款进行合宪性审查，只需要对每部环境法律中的关键性条款进行合宪性审查即可，对于其他的条款原则上应该进行合宪性推定，只要没有足够充分理由和证据证明某条款违宪，就推定合宪，一则，这些条款往往是依据关键性条款制定的，只要针对关键性条款进行合宪性审查，一般都可以保证其他具体条款的合宪性。因为每部环境法律的实际起草主体、制定时间背景以及与上位法依据的不同（比如修宪、修法导致的概念、规范与制度的变化等），环境法体系内部概念与规范的不一致性是存在的，出现了诸如同一概念不同内涵，同一事项用不同概念表述等现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宪法的主要论述中，强调宪法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人民主权、权力监督与制约、民主集中制这三项原则，框定了环境法体系制定以及实施，要坚持民主、强调权责相一致。

如《环境保护法》第一条规定：为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公众健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法。1972年的人类环境会议是当时刚刚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我国政府第一次在国际会议的舞台展现，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敏锐地认识到从政治和外交层面参加此次会议的重要性，派出了高规格的代表团参会。

还有学者指出经过近40年的发展，我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已经初步形成由 《环境保护法》为基础，综合性法律、污染防治法、资源保护法、生态保护法、应对不确定环境风险的法律等为主体的相对完整的体系。17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96页。

13 陈新民：《宪法学导论》，三民书局1996年版，第429页。19 参见雷磊：《融贯性与法律体系的建构——兼论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的融贯化》，载《法学家》2012年第2期，第4页、5页、14页。目前看来，有两种路径，要么把环境保护法全面修改完善升级为环境法，要么制定环境法典。10当具体的环境法律之间的上位法依据出现规范不一致的情形时，就需要依据宪法规范进行判断。该规定被普遍称之为民法上的绿色条款。（三）指向整体的体系审查与注重局部的条款审查相得益彰 环境法体系的合宪性审查，既体现在作为整体的法律体系层面，也体现在构成整体的具体条款层面。

所谓分类科学化是指应该在现有的环境法体系主要包括资源管理法、污染防治法、环境保护法等三个方面的基础上，再至少增加绿色发展法、人与自然法、生态文明法等三个方面。环境法典的制定是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和反应。

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四条规定：环境影响评价必须客观、公开、公正，综合考虑规划或者建设项目实施后对各种环境因素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系统可能造成的影响，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在合乎宪法的基础上，对于宪法所蕴含的规范内涵贯彻落实，甚至充实和扩展宪法规范的内涵，实现宪法和环境法规范的交互影响，乃至宪法和环境法体系的融贯才是高阶目的。

生态是指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所谓发展宪法，是指通过环境法的宪法化，实现宪法上环境国家价值与秩序的全面制度实施。

宪法典的体系化表达和体系化解释可以有助于环境法典更好的制定。其四，充分发挥环境治理的制度优势并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必然要求。生态更强调多重环境要素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既关注各环境要素之间的内部协调关系，也重视环境要素与其他要素之间的外部交互关系。宪法规范提供实定法的客观合理性的依据，在法律秩序中居于最高地位，表明实定法创始的出发点。

所谓环境保护法，是指以各环境要素的保护为直接目标的法律。另一方面，通过法典编纂，充分彰显法典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政治意义，以此作为中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成果与象征。

还是侧重生态的环境，与生活的环境相区分相对应。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等主要属于资源管理法。

事实上，以上两法并不能作为完全的代表，笔者发现生态和环境尽管出现在同一条，但分开规定的这种类型，基本上在不同法律、不同条文中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包括生态和环境在具体条文中的涵义以及两者的具体关系等等，似乎可以做出非常多样化的理解，而且又无法做出确定的类型化分析，这显然是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法律体系所能达致的层次越高，融贯性就越强。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96页等。7 张震：《中国宪法的环境观及其规范表达》，载《中国法学》2018年第4期，第6页。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原则与核心要义之一，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意味着生态文明建设必须由法治保障，法治是实现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具有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重要作用。其一，生态和环境直接并列出现在同一条文同一规定中。

有序整合不同领域、不同部门、不同层次的监管力量，建立权威统一的环境执法体制。其三，宪法为环境法典的制定提供新的体系融贯。

宪法对环境法典的制定可以产生现实的依据意义。（三）从横向交互影响的角度，实现宪法与环境法规范的交互影响乃至体系性融贯，既发展环境法，也发展宪法。

比如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重要组成部分的新发展理念所包括的绿色发展理念、构成总体布局的生态文明建设、美丽强国建设等写入宪法后形成了新的关于环境治理实践与环境法治发展的根本法意义上的思想、理论与规范依据，环境法体系应该及时的修改完善并与之保持一致。环境法典作为仅次于宪法典的基本法律应明确其宪法依据。